毕竟，哪怕有丝绸之路，欧洲或者是中亚，对于丝绸没有需求，怎么可能有买卖，也正是最初的几百，几千年，慢慢培育了这个市场，这才促进了商品的大规模流动。

不论是海上，还是路上，任何一条路，都是数万里之遥，茫茫的旅程，让大量的货物，或者丢失，或者损坏，中国传统的这些商品丝绸，瓷器，还是茶叶，都不是容易保存的，很容易因为各种的意外而损毁的。

数量稀少是一个方面的，经过层层的损失，运送到了欧洲的，万中无一，这也是中国货物的昂贵的根本。

事实上，当东西方航线开通的，运输量和安全性扩大的前提下，中国货物的价格，是呈现出下降的趋势，最明显的就是丝绸，从一个只能够在贵族，王室之中流传的最巅峰的奢侈品，可以换取同等重量十倍的黄金的价格，迅速的流失到了普通的奢侈品，甚至最小的丝袜，普通人能够买得起。

在这样的大规模的供给的前提下的，总量是在不断的上升，在明清时期，甚至是近代1840年之前，中国产品的盈利能力可怕的惊人，甚至连已经开始工业化的英国，都承受不了，不得不把鸦片作为筹码，否则，就无法打破中国的顺差。

丝绸，茶叶，瓷器，这些东西大量供给的话，这些东西的价格就会大幅度的降低的，甚至如果当时中国跟上世界的格局，对这些东西进行工业化改变之后，必然会因为供过于求，而产生滞销。

此时，除了北宋之外，其他的国家绝大部分都处于未开化的状态，这些国家的购买力很低，要知道，后世在18世纪中叶，经过了航海时代，还有对非洲和美洲的掠夺，欧洲已经相当的富庶，这才能够支撑起中国产品的增长。

有了神速这个卡牌，甚至说，即便没有神速这个卡牌，赵信都会择机进入海洋，无论是海上贸易惊人的收益，还是获得南美等高产作物，海上贸易都是志在必得的，这中间他就不得不考虑一件事情。

从中国运出去的产品，那没问题，不愁什么销量的，毕竟，中国的影响力巨大，可是海上贸易，总不能只出不进吧。

随着船只的增大，必须要有一个又足够的销量，且有足够利润的，一些低一些档次的东西开始出现，再然后，就是刚需和必需品。

是真的让他走向海洋，赵信对于海洋并不反感，甚至对于宋朝而言，在外敌环绕的前提下，走向海洋是唯一的出路，在失去了整个北方，只能够退守长江以南的南宋，所以拥有跟北宋相差不多的岁入，就是因为海洋的关系，现在，北宋有了赵信的出现，他有了这个基础，可以提前的出现航海时代。

赵信的理解的，无论是范仲淹的改制，还是王安石的，他们的改革更多的是在内部，主要是限制一部分，或者从一部分人的口袋里面掏钱，这种方法，可以平抑的阶级的差别，却有些太想当然了。

断人财路都等于谋财害命了，更别说直接掏钱，这回引发巨大的动荡和反弹的，范仲淹的改革，因为仁宗的敏锐，很快就结束了，没有动摇住北宋的国本，王安石的改制就要了老命了，神宗当时收入是提高了，却断送了北宋的香火。

北宋从此陷入到了无休无止的党政之中，为了反对而反对也跟着出现，强悍的北宋禁军，居然变成了杂耍和戏法，只有面了，这也是靖康之耻的基础，金国总共才多少人，打败了辽国的，又怎么跟北宋相比，只要北宋的禁军还拥有战斗力，哪怕是一层层的防守，也足以抵挡住金军，无数的城池，就足以把他的势力抵消掉了。

航海却是真正的外部获得，从外部获得的每一分利润，都可以增加本身北宋的基本盘子，而在这些基本盘子之上，在赵信感觉最重要的，一是铜，二是粮食。

铜代表着钱，中国一直都缺铜，可是从王朝兴迭开始，铜钱就成为最基础的货币，在铜钱没有外流的前提下，勉强够用，可是在北宋，北宋的铜钱相当的强势，亚洲这边的经济圈，朝鲜就不说了，日本，越南，大理，甚至在辽国和西夏，铜钱都是一个重要基础货币。

换做信用货币纸币的时代，用钱来控制周边，这是一个好事情，可是对于北宋而言，这是贵金属货币，铜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，这体现不出这种控制，反而让北宋引发钱荒。

中国铜的产量不足，整个世界来说，铜的产量可是相当多的，东南亚，美洲，甚至是日本，都有铜，只要掌控了这些地方，铜源源不断的进来，北宋钱荒可以得到解决，平稳过度之下，会产生相当不一样的效果。

除了铜之外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粮食，这是海商忽视的，而赵信却必须要重视的方面。